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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藏书录》，郑元庆录，范锴辑。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藏书家的专著。

郑元庆，字芷畦，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自幼通史，覃思著述”。湖州自古以来就有尚学蓄书的传统，但或是因为年代久远，或是因为兵革战乱，著录之书目散佚大半。郑元庆生长于湖州，对家乡著述的亡逸深为惋惜，于是潜心收集乡邦文献，“竭十数年之力，稿凡六易，成书百卷”，是为《湖录》。可惜其书未得刊刻，郑元庆便不幸病殁，书稿散失大半。

随着郑元庆的中途病殂，这部我国最早的藏书家专著面临着散佚的危险，幸好这时候心系家乡著述的范锴及时站了出来，接过郑元庆手中的接力棒。范锴“过友人杨拙园明经夙好斋，获见郑芷畦先生手订《湖录》残本，亟假归读之。中载自有代以迄明季藏书者一二十家，并采收藏事实以附其后。余读而惊喜，复为缀辑各家传略，汇钞一卷，题日《吴兴藏书录》”。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潜心收集、整理、汇抄，历经两个人的努力，这部专著终于展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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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兴藏书录》，范锴在书中说得十分清楚，其书主要记载的就是“有代以迄明季藏书者一二十家，并采收藏事实”，简而言之，就是湖州自古以来的藏书家及其事实。书中收录了湖州自南朝至明代的十六位藏书家的事迹，在浩瀚的文字記载中，为我们探寻湖州一地的藏书之源提供了清晰的脉络。

《吴兴藏书录》把邱深列为湖州最早的藏书家，说“《吴兴艺文补》云深有《文章新集录》，载《世说》刘孝标注，仅记名氏，无复事实，故不述。裴松之《三国志注》别有文章叙，多清绮之辞，以不著深之名，恐别出荀勗挚虞手”。根据上述记载，只能说明邱深有所著述，实难看出其有藏书之实，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范锴在最终定稿的时候，没有把邱深剔除出去，或者说最终将邱深增入，且列为藏书之始。对于《吴兴藏书录》的这一论断，后人没有采纳，而是将湖州藏书之始指定在了沈约身上，王国维先生说：“西吴藏书，盖有端绪，自宋初沈东老夫子，始以收书知名。”

但这一瑕疵显然无法从整体上掩盖《吴兴藏书录》在湖州藏书史甚至是我国藏书史上的贡献。它既是对湖州历代藏书传统的一个小结，也是其后湖州一地藏书流韵的发端。《吴兴藏书录》的出现可谓是为湖州根植了藏书的基因，把藏书和湖州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藏书成为湖州的一个文化现象，深深地影响了湖州的文化传统。

当一个地方的文化现象被塑造为文化传统时，便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感召着这一地方的文人自觉地肩负起传承重责。梁启超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其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吾为此文，欲举国青年读之而知所兴焉。各自按其籍贯以寻起乡先辈之遗风。其在郁郁之乡，则思如何而后可以无惭于先达，续期绪勿使坠也。又深察乎一时之盛不可以恃，各乡邦固有昔盛而今衰者矣，引以为鉴而日兢兢也。其在昔盛今衰之乡，则夙夜图所以振之，使先辈心力熏铸于吾之潜意识者迅奋复活也。其在夙未展拓之乡，则知耻知惧，愈加努力，毋使长为国中文化落伍之区域。而又思夫他乡之所以先进，亦不过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如其所说，地域文化的传统是能深刻改变一地学人的文化品格的。

湖州因为有了对文化景仰的先贤，偶然的一次藏书之举，便开启了后世如火如荼的藏书之风，经由《吴兴藏书录》的整理，这星星点点的微弱火光，逐渐有了照亮一方之势，断断续续的涓涓细流，逐渐有了汇聚之态。

《吴兴藏书录》的出现无疑强化了湖州藏书的地域特色，使后来者愈加努力，不致先辈遗风坠也。虽然因社会动荡等原因，这股藏书之风时隐时现、或明或暗，但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有清一代，湖州的藏书事业迎来了一个高峰，藏书家、藏书楼不断涌现，如陈焯湘管斋，丁杰小酉山房，刘桐眠琴山馆，严可均四录堂，许宗彦鉴止水斋，严元照芳淑堂，朱步沆五三楼，汪日桢玉鉴堂，沈阆蓖来青轩，凌霞癖好堂，金桐可读庐，俞樾春在堂，凌奂饲鹤亭，姚觐元咫进斋，沈秉成鲽砚庐，丁宝书月河精舍，戴望谪麟堂，沈家本沈碧楼，孙志熊诵清芬馆，庞祁、庞祉琴言楼，董蠡舟梦好楼，章绶衔读汉书楼，吴云二百兰亭斋，包虎臣天禄阁等。当然，这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陆心源的醑宋楼，因其收藏超过两百种宋版书而得名，与杭州八千卷楼、常熟铁琴铜剑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海内四大藏书楼。

到了陆心源的皕宋楼，湖州的藏书事业已然是高峰中的高峰了，无论是其藏书的数量，还是其藏书的质量，都可以和当时最著名的藏书楼相提并论。可以说，醑宋楼是湖州藏书史上的一座丰碑。

随着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清王朝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期间的社会动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藏书事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动荡面前，看似稳固的藏书楼还是难以抵挡现实的冲击，失去经济来源的藏书家们在万般无奈之下终于将目光转到了他们最不愿聚焦的地方——藏书楼。理想在生活面前败下阵来，除了悲愤、无奈和不舍，藏书成了他们度过眼前困境的唯一筹码，于是，一座座藏书楼也一步步走向了荒芜。

本来，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是藏书的一个严重阻碍因素，然而在清末民初，事情的发展显然没有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动荡在吞噬着原有藏书楼的同时，显然也蕴藏着新的生机。

得益于上海的开埠，湖州以丝绸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湖州的水乡南浔，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路交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南浔“阗阅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郡，实江浙之雄镇”。富裕起来的南浔人继承了家乡藏书的传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藏书中去。民国初年，以刘承干、张石铭、蒋汝藻为代表的南浔藏书家群体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在我国藏书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这一藏书群体中，刘承干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博收广取，无求不给，斥资数十万，聚书六十万卷，其收藏之富，张石铭适园、蒋汝藻密韵楼也难望其项背，成为其中的翘楚。

南浔藏书家群体能够崛起，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开埠，为南浔的优质生丝提供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机遇，南浔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资本的积聚使他们有了与文化联姻的可能。上海在动乱中获得了畸形的繁荣。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入，鬻书度日成为文化人的日常，催生了上海巨大的古籍流通市场，“四方衣冠旧族，避兵而来者日益多，遂为中原文献所聚”，上海已然成为当时古籍流通中心。此时的南浔丝商接续了藏书的传统，因寓居上海，占尽了天时地利，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短时间内崛起于藏书界，成就了我国私人藏书史上最后的辉煌。

湖州的藏书流韵因上海得到了发扬，是历史的偶然，上海以其特殊的环境给了湖州藏书家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但也因为移居上海，湖州藏书家远离了肥沃的土壤。缺少了传统的滋养，湖州的藏书事业也逐渐地式微了。（陈郑）

来源：书屋2019年5期、善本古籍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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